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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一篇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44號文件》規定，搶劫罪公訴意見書應包括以下內容：

1、對法庭調查的簡要概括。

2、進行證據分析，認定被告人的搶劫罪罪行。

3、進行案情分析，概括案情的全貌，揭露被告人犯搶劫罪的社會危害性。

4、分析被告人犯搶劫罪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

5、進行法律上的論證，指明被告人觸犯的刑法條款，闡明被告人應負的法律責任。

以上五項內容，并非每份搶劫罪公訴意見書完全具備，應根據案件的特點及實際需要，決定哪幾項內容可寫，哪幾項內容重點寫。搶劫罪公訴意見書文無定式，內容分標題和正文。正文分引言、主體和結尾三部分。

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二篇

論轉化型搶劫的構成

一、案情

被告：林某，男，17歲。

林某初中畢業后，經常到某面粉廠其姨家中居住，并幫姨做早點。一天，林某向其母親提出要到外地打工，但遭其母拒絕。為了籌集路費，林某產生盜竊邪念。2003年7月間，林某從其表弟丁某口中得知，在某面粉廠宿舍4棟401室只住一個女人，而且可以從樓下爬上去。同年12月23日下午，林某到丁某家玩時，林某問丁某住401室的女人幾點鐘睡覺，丁某告訴林某差不多11點多到12點就會睡著“。當晚11時許，林某攜帶水果刀并戴上毛線帽蒙面爬圍墻進入面粉廠職工宿舍區，沿臥室欲行竊時被陳某發現，林某見狀，即將陳某推倒在臥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頂住陳某的脖子威脅說：”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陳某害怕并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離現場。案發后，林某被公安機關捉捕歸案。2004年3月5日，檢察機關以林某涉嫌犯搶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對此案公開審理，被告人林某的辯護律師為被告人作無罪辯護。

二、分岐

法院在審理中，對案件的定性存在兩種分岐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林某無罪。

理由：被告人林某所實施的行為屬盜竊未遂而非既遂，不存在轉化問題。被告人林某在被害人發現后有拿小刀指著受害人的后背并威脅“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但從其所使用的是一把其表弟從街上買的而被告人原本計劃用來撬窗戶的小水果刀，并且在受害人發現有人進入房間喝問后就趕快躲到陽臺上，在將受害人推進房間后便迅速從原路逃離，這一系列舉動來看，被告人的行為僅僅是為了能逃離現場，這里一些過激的行為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恐懼。根據199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盜竊未遂行為人為抗拒逮捕而當場使用暴力可否按搶劫罪處罰問題的電話答復》的規定，如果行為人“盜竊未遂”尚未構成盜竊罪，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不嚴重、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因此，被告人林某不構成搶劫罪(未遂)，認為被告人林某無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林某犯搶劫罪(未遂)。

理由：被告人林某秘密入戶實施盜竊過程中，被發現后采用暴力和持刀威脅方法拒捕，其行為已經符合搶劫罪構成要件。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處……。”的規定。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臟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是對搶劫罪的規定。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構成搶劫罪的顯著特證是“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財物。”。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是關于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臟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按搶劫罪定罪處罰的規定。根據我國刑法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后，因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轉化為搶劫罪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一是轉化為搶劫罪的前提條件是行為人犯盜竊等罪，行為人不僅實施了盜竊等行為，而且已構成犯罪;二是必須具有抗拒抓捕等目的;三是必須具有當場使有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本案中林某不僅實施了盜竊行為，具有抗拒抓捕的目的，也具有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再之，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關于“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的規定。“，本案中被告人已著手實行了犯罪，由于陳某喊叫，即由于林某意識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因而，林某整個犯罪行為中符合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以及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的犯罪構成要件。為此，被告人林某犯搶劫罪(未遂)。

三、評析

筆者贊同上述第二種意見，即被告人林某的犯罪行為符合搶劫罪(未遂)的構成要件，林某犯罪行為屬轉化型搶劫罪(未遂)，應當認定林某犯搶劫罪(未遂)。

(一)對無罪、搶劫罪(未遂)的司法認定

1、法律對犯罪和不認為是犯罪的規定：我國刑法第十三條關于“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xxx、顛覆人民民主專xxx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2、法律對犯罪未遂的規定：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關于“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的規定。

3、法律對搶劫罪的規定：(1)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關于“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處……。”的規定;(2)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關于“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臟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4、法律對盜竊罪的規定：(1 )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關于“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處……”;(2)1988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如何運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修改后的刑法為第二百六十九條〉的批復》關于“被告人犯盜竊等罪，為抗拒逮捕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修改后刑法為第二百六十九條)搶劫罪處罰。在司法實踐中，有的被告人實施盜竊等行為，雖未達到‘數額較大’，但為了抗拒逮捕等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嚴重的，按搶劫罪處罰，威脅情節不嚴重、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規定;(3)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盜竊未遂，只有情節嚴重的，如明確以巨額現款、國家珍貴文物或者貴重物品等為盜竊目標的，才定罪并依法處罰。”;(4)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構成盜竊罪。(一)盜竊數額，是指行為人竊取的公私財物的數額。(二)盜竊未遂，情節嚴重，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盜竊目標的，應當定罪處罰。”;(5)199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盜竊未遂行為人為抗拒逮捕而當場使用暴力可否按搶劫罪處罰問題的電話答復》的規定，如果行為人“盜竊未遂”尚未構成盜竊罪，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不嚴重、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二)本案認定被告人犯搶劫罪(未遂)，不宜認定被告人無罪。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結合本案實際案情，筆者認為：

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也方法，強行立即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搶劫罪的主要特征是：1、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不權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同時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2、在客觀方面，行為人必須具有對公私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護者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對人身實施強制的方法，立即搶走財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財物的行為。這種當場對被害人身體實施強制的犯罪手段，是搶劫罪的本質特征，也是它區別是于盜竊罪等最顯著的特點。上述所謂脅迫，是指犯罪分子以立即實施暴力相威脅，實行精神強制，使被害人產生恐懼，不敢抗拒，被迫當場交出財物，或者任其隨即劫走財物。這個脅迫，一般是針對被害人的，有的也可以是針對在場的被害人親屬、朋友或者其他有關人員的。通常是以明確的語言作出威脅，使有驚恐而不敢反抗。判斷犯罪行為是否構成搶劫罪，應以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財物的當場是否實際采取了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為標準。有的犯罪分子作了盜竊和搶劫兩手準備，攜帶兇器，于夜晚潛入作案地，發現作案地的人員睡著等，輕而易舉地偷走了財物，應定為盜竊罪;如果盜竊過程中驚醒作案地人員，遭到抵抗或呼喊，當即拿出兇器使用暴動力，將物品搶走，則構成搶劫罪，沒有劫走物品，構成搶劫罪(未遂);3、在主觀方面，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故意的內容必須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4、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一般搶劫罪，應以是否搶得財物為既遂與未遂標準。即搶到了財物，沒有傷人，為既遂;沒有搶到財物，也沒有傷人，或者沒有搶到財物，致人輕傷的，均為未遂。搶劫罪與盜竊罪區別主要是犯罪手段不同，盜竊罪是秘密竊取公私財物，它可以利用被害人熟睡、醉酒、重病等難以察覺有人作案之機竊取財物， 它與搶劫用藥物麻醉、用酒灌醉被害人，置其于沉睡狀態，從而劫走財物不同。其次，按照我國刑法，構成搶劫罪，沒有規定被搶的財物數額;而構成盜竊罪等則規定“數額較大”是必要條件。

轉化型搶劫罪。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這條文所列的情況，綜合起來，已使犯罪性質轉化成為搶劫罪，該條文：一是前提犯盜竊罪等，一般是指具有這些犯罪行為之一的。有的被告人實施盜竊等行為，雖未達到“數額較大”，但是，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嚴重的，可以按照搶劫罪處罰;二是目的為抗拒抓捕等，抗拒抓捕是指抗拒公安機關或者任何公民特別是失主對他的抓捕、扭送;三是條件以暴力相威脅等，這是指犯罪分子對抓捕他的人實施足以危及身體健康或者生命安全的xxx行為，或者以將要實施這種行為相威脅，情節嚴重的，這是本條的關鍵之處，也是區別其他罪的根本點。如果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不嚴重、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如果沒有傷害意圖，只是為了擺脫抓捕、盡快逃走，而推推撞撞，可不認為是使用暴力;四是時間必須是當場，這是是指犯罪分子實施犯罪的現場;五是犯罪性質，由于上列情況的發生，主要是使用暴力，而使性質轉化成為搶劫罪，所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搶劫罪與盜竊罪區別主要是犯罪手段不同，盜竊罪是秘密竊取公私財物，而搶劫罪是當面以使用暴力相脅迫，當場劫財，遇到抵抗立即施加暴力。

本案被告人林某在實施的整個犯罪行為過程中，即林某在2203年12月23日晚11時許，林某竄至某面粉廠宿舍4棟401室陳某家，沿外墻爬上，用水果刀撬開窗戶入室，在臥室欲行竊時被陳某發現并大聲質問：“誰，你是誰?”。開燈后在陽上找到了被告人林某，林某見狀，即將陳某推倒在臥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頂住陳某的脖子，威脅說：“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陳某害怕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離現場。被告人林某秘密入戶實施盜竊過程中，被陳某發現后采用暴力和持刀威脅方法拒捕，其行為構成犯罪上述三點基本特征，也構成犯罪未遂上述三點基本特征，也構成搶劫罪(未遂)上述四點搶劫罪特征和構成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所規定的犯罪性質轉化成為搶劫罪并符合其的五點特征，同時符合1988年3月16日最高人發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機關于如何運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新刑法二百六十九條)的批復所規定的構成案件。特別是林某在被房主發現時拿刀出來威脅房主，即林某用水果刀頂住陳某的脖子并用語言威脅“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其情節嚴重、危害大，林某使用暴力的行為，而使盜竊(未遂)的性質轉化為搶劫罪(未遂)。這是本案的關鍵點。因此，被告人林某犯罪行為構成搶劫罪(未遂)。

本案被告人林某在實施盜竊行為時，如果沒有拿刀出來威脅房主，而是在房主喊叫后立即逃跑，即沒偷到東西跑掉，林某則構成盜竊(未遂)。根據盜竊未遂及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尚未達到應當受刑罰處罰的程度等，在此情況下才可以認為林某無罪。本案的案情不是這樣，而是林某在盜竊過程中被發現而使用暴力相威脅，性質發生變化，符合搶劫罪(未遂)構成要件。因此，本案不可能認為被告人林某無罪。

綜上評析，本案應認定被告人林某犯搶劫罪(未遂)，而不認為被告人林某無罪。

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三篇

董振宇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6日，劉某、樊某、李某（在逃）等四人駕駛一紅色面包車至某市，在一出租房內冒充警察對楊某等8人實施搶劫。搶劫現金416元，手機8部。案發后三部手機已有公安機關扣押，經鑒定價值210元。其余贓款已揮霍。

2009年4月21日某市檢察院以搶劫罪對劉某、樊某三人提起公訴。

庭審中，公訴人認為：四人事前預謀，雖分工不同，但都積極參與，均系主犯。本辯護人提出樊某是從犯的辯護意見。

2009年5月31日某市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決書認定：樊某“系從犯辯護意見符合本案事實，予以采納。”

判處樊某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并處罰金1000元。

判決后，某檢察院未提出抗訴，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判決生效。

樊某涉嫌搶劫罪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河北賈俊清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樊某的家屬委托指派我擔任其一審辯護人，根據法庭調查查明的事實，本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沒有異議。現對樊某具有的法定、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提出以下辯護意見：

1、樊某系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刑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本案中，被告人樊某沒有對被害人實施暴力與威脅，沒有實施搶劫行為，其只是開出租車將其他被告人運至犯罪現場的行為，是為其他被告人著手實施犯罪創造條件的幫助行為，對其他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起到的是輔助作用，因此，樊某系從犯。

從另一角度來說，搶劫犯罪在著手實施暴力、威脅行為之前，犯罪行為尚處于預備階段。刑法規定，犯罪預備是為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階段。本案被告人樊某開出租車將其他被告人運至現場的行為，恰恰發生在本案的犯罪預備階段。從這一點來分析，樊某為其他被告人犯罪創造條件，認定其為從犯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2、樊某沒有通過著裝、出示假證件或口頭向任何被害人表明軍警身份的行為。沒有加重情節。

在整個犯罪過程中，樊某沒有與任何被害人見面或語言接觸。他只是把其他被告人運至犯罪現場，然后在外邊等著。其他被告人與兩名被害人出來時，犯罪已經既遂。

3、樊某具有酌定從輕的量刑情節

（1）樊某在去犯罪現場途中曾提出“不去了”，經其他被告樊某涉嫌搶劫罪辯護詞

董振宇

基本案情：

2009年1月6日，劉某、樊某、李某（在逃）等四人駕駛一紅色面包車至某市，在一出租房內冒充警察對楊某等8人實施搶劫。搶劫現金416元，手機8部。案發后三部手機已有公安機關扣押，經鑒定價值210元。其余贓款已揮霍。

2009年4月21日某市檢察院以搶劫罪對劉某、樊某三人提起公訴。

庭審中，公訴人認為：四人事前預謀，雖分工不同，但都積極參與，均系主犯。本辯護人提出樊某是從犯的辯護意見。

2009年5月31日某市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決書認定：樊某“系從犯辯護意見符合本案事實，予以采納。”

判處樊某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并處罰金1000元。

判決后，某檢察院未提出抗訴，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判決生效。

樊某涉嫌搶劫罪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河北賈俊清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樊某的家屬委托指派我擔任其一審辯護人，根據法庭調查查明的事實，本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沒有異議。現對樊某具有的法定、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提出以下辯護意見：

1、樊某系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刑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本案中，被告人樊某沒有對被害人實施暴力與威脅，沒有實施搶劫行為，其只是開出租車將其他被告人運至犯罪現場的行為，是為其他被告人著手實施犯罪創造條件的幫助行為，對其他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起到的是輔助作用，因此，樊某系從犯。

從另一角度來說，搶劫犯罪在著手實施暴力、威脅行為之前，犯罪行為尚處于預備階段。刑法規定，犯罪預備是為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階段。本案被告人樊某開出租車將其他被告人運至現場的行為，恰恰發生在本案的犯罪預備階段。從這一點來分析，樊某為其他被告人犯罪創造條件，認定其為從犯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2、樊某沒有通過著裝、出示假證件或口頭向任何被害人表明軍警身份的行為。沒有加重情節。

在整個犯罪過程中，樊某沒有與任何被害人見面或語言接觸。他只是把其他被告人運至犯罪現場，然后在外邊等著。其他被告人與兩名被害人出來時，犯罪已經既遂。

3、樊某具有酌定從輕的量刑情節

（1）樊某在去犯罪現場途中曾提出“不去了”，經其他被告人慫恿，雖然勉強答應，但提出：自己不進去。說明其主觀惡性較小。

（2）樊某到案后，坦白交待了自己和其他同案犯的犯罪事實，使得本案得以迅速偵破，其認罪態度較好。

（3）其平時一貫表現較好，本次犯罪系初犯。

（4）犯罪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意識淡薄，對自己行為的性質及法律后果缺乏認識。

總之，請合議庭充分考慮樊某具有的法定、酌定從輕、減輕量刑情節，請本著治病救人的司法方針，對樊某減輕處罰，給其改過自新的機會。

最后，對合議庭表示感謝

辯護人：董振宇律師

2009年5月21日

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四篇

2019年4月22日市供銷社出具《證明》證實《石家莊市供銷合作總社關于再生資源社區回收部檢查收費情況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是真實的。該《報告》提到為了做好日常市場檢查收費管理工作，各回收部聘請了部分臨時工作人員參與日常市場檢查和辦證收費工作，韓某和陳某等就是xxx區回收部聘用的檢查管理人員……我們社區回收部對廢品回收從業人員檢查和收費行為屬于公司的企業行為，而非個人私自進行的敲詐勒索和欺行霸市，不應讓個人承擔其不該承擔的相關責任。

在案有充分證據證實，東明分公司聘用過韓某、陳某、張某、劉某堂、劉某、郝某等人。主要協助趙某經理從事管理和收費工作，并向他們發放上崗證和印有xxx區回收部公章的收據，韓某、陳某等人向流動廢品收購人員的收費是受東明分公司委托指派的，正如上述《報告》所稱我們社區回收部對廢品回收從業人員檢查和收費行為屬于公司的企業行為，而非個人私自進行的敲詐勒索和欺行霸市。

綜上，本案涉嫌敲詐勒索罪的各被告人不存在敲詐勒索罪的犯罪事實，東明分公司作為市物資回收總公司下屬公司對流動廢品收購人員具有收費權和管理權，韓某、陳某等人受委托指派向流動廢品收購人員收費，屬于企業收費，符合收費標準，符合政府文件規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起訴書》指控敲詐勒索罪不能成立。

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五篇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今天，xx區人民法院依法開庭，公開審理本院提起公訴的被告人吳徇私舞弊一案。根據《xxx刑事訴訟法》第153條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15條之規定，我們受本院檢察長的指派，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訴，并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在剛才的法庭調查過程中，公訴人依法訊問了被告人吳，宣讀并出示了大量書證、證人證言，盡管被告人吳在某些環節上避重就輕，推卸責任，但大量的證據已足以證明被告人吳徇私舞弊的犯罪事實，其理應受到法律的懲罰。為更好地履行公訴人的職責，闡明公訴人的觀點，現就本案情況發表如下公訴意見，請合議庭評議時予以充分考慮并采納。

一、被告人吳身為司法工作人員，徇情枉法，對明知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到追訴，其行為已構成徇私舞弊罪。

無論是現行《刑法》第399條規定的徇私枉法罪，還是79年《刑法》第188條所規定的徇私舞弊罪，都體現了打擊司法工作人員瀆職犯罪這種司法腐敗現象的決心和力度。依照法律規定，徇私舞弊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由于徇私、徇情而實施的枉法行為。

l、主體是司法工作人員，即具有偵查、檢察、審判或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本案的被告人吳是開化縣公安局局長兼黨委書記，是公安局行政首長、一把手，具有司法工作人員的主體身份。

2、主觀方面是故意。即明知而故犯，犯罪的目的是放縱罪犯和冤枉好人，結果是出入人罪，犯罪的動機可以是徇私，也可以是徇情。被告人吳正是接受許、胡x等人的說情、請吃，并考慮到今后開展工作上的順利，才實施了枉法行為。

3、客觀方面表現為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徇私枉法的行為。表現為三種情況：(1)利用司法權，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到追訴;(2)利用司法權，對明知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3)利用司法權，在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作出枉法裁判。吳行為屬于第2種情況。吳明明知道何宗林非法制造槍支案的嚴重性，明明知道何宗林案的其他同案犯都被判重刑，明明知道何宗林的取保候審期限將要屆滿，應當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由于接受他人說情而喪失了起碼的原則，自作主張決定何宗林案不移送起訴，致使一名本應判處重刑的犯罪分子在將近兩年的時間里逍遙法外，未受到應有的懲罰。

4、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司法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是國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工作人員由于握有執法權，這就需要他們在執法時，忠于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忠于法律，忠于事實真相，不枉不縱。如果濫用職權徇私枉法，就會破壞國家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損害它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由于被告人吳行為，致使開化縣公安局的正常活動受到影響，在當地人民群眾心中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綜上，被告人吳身為司法工作人員徇情枉法，利用職權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到追訴，其行為完全符合徇私舞弊罪的構成要件，依法應受到懲罰。

二、從被告人吳徇私舞弊一案中應吸取的教訓。

翻開吳簡歷，可以看到他出生在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高中畢業后做代課教師，22歲加人公安隊伍后從最基層的工作干起，先后在預審股、治安股、派出所、秘書科等部門工作，90年7月任常山縣公安局副局長，95年7月任政委，同年10月交流到開化縣公安局任局長。應該講，吳從一名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公安局長，確實付出了自己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吳今年只有45歲，正值年富力強之時，本應勤奮工作，更好地回報社會，但今天，他卻從公安局長的交椅上跌落下來，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律的審判。從一名公安局長變為階下囚，反差實在是太強烈了，公訴人也為其感到惋惜。究其原因，公訴人認為：

1、情大于法而枉法，是吳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

人生活在社會而不是生活在真空，而且我們中國人又最講究人情味，多少會有自己的親朋好友。但作為一名執法者，理應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情與法的選擇上答案始終只有一個：決不能拿法律作交易。可惜是吳沒有把握好其中的關系，在情與法的較量中敗下陣來，被說情人和說情人的情面給吞噬了。

2、權力膨脹、一意孤行，也是吳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個原因。

徇私枉法目前較多發生于公安機關，這是因為公安機關涉及面廣，權力相對較大，又是準軍事化單位等諸多因素所決定的。從法庭調查已查證的大量事實可以看出，吳知道何宗林案的嚴重性，分管副局長姜當時已簽署同意起訴意見并交付打印，預審科科長邱也多次找其反映情況，告知案情、分析利弊，但在他人說情的影響下，吳根本聽不進去，從96年7月一直到97年4月，因取保候審期限屆滿，在邱“局里再不研究決定，就要按姜局長簽署的同意起訴的意見，在 5月13日前移交審查起訴”的再三催促下，吳才同意交局黨委研究討論。拖了快一年的研究會，又是怎樣一個會呢?僅僅是幾分鐘臨時碰頭會，僅僅是沒有辦案人員參與的會議，僅僅是吳一個人說了算的會議，草草開會、草草決定、草草收場。如果吳能多下基層聽聽預審科承辦同志的真心話，如果吳這個行政首長行使權力時能多一道監督程序，那么吳也就不致于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3、說情者在本案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是吳走上犯罪道路的外在因素。

在說情人名單中有當地的檢察長，也有當地重點企業的廠長，在開化這個小山城，他們都算得上是頭面人物，他們為了同一個人向吳說情，請你關照，面子也算夠大了，吳在這些頭面人物的說情、請吃下，沒有好好把握，最終實施了枉法行為。

公訴人希望通過今天的審判活動，被告人吳能真正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其不僅僅踐踏了法律，而且也給開化的公安機關，開化政法隊伍的總體形象帶來了較大的損害。同時也希望參加旁聽案件審理的人員從中吸取教訓，以此為誡，用好人民賦予的執法權。

審判長、審判員：

最后公訴人就被告人吳量刑發表如下意見：被告人吳徇私枉法，對明知是有罪的人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訴，其行為已構成犯罪，依照從舊兼從輕原則，適用79年《刑法》第188條的規定，認定為徇私舞弊罪，應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時，請合議庭認真考慮吳認罪態度，結合其在庭審中的表現，對其作出公正的判決。

公訴人：××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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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六篇

摘要：在當代中國，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經濟實力逐漸增強的今天，，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搶劫罪問題仍然還很突出。其造成的社會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加強對搶劫罪的犯罪構成和對搶劫罪的定罪問題進行討論是法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本文運用法理學、法律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綜合分析了當代中國搶劫罪的各種狀態、特點，及罪與非罪的對策。第一章從搶劫罪的概念入手，闡述了構成搶劫罪幾個要件。第二章討論了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準。第三章從暴力下限入手，分析了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第四、五、六、七章從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不動產及財產性利益、對象以侵犯甲的人身權為手段，當場獲取乙的財物等幾個方面是否構成搶劫罪入手，研究了常見的幾種難把握的搶劫罪。結論提出了在實踐中對搶劫罪定罪量刑應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搶劫罪社會危害性罪與非罪對策

中文摘要……………………………………………………………………………(1)

目錄…………………………………………………………………………………(2)

前言…………………………………………………………………………………(3)

一、搶劫罪的概念…………………………………………………………………(3)

二、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準……………………………………(3)

三、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4)

四、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是否構成搶劫罪…………………………(5)

五、不動產及財產性利益能否成為搶劫罪對象…………………………………(7)

六、以侵犯甲的人身權為手段，當場獲取乙的財物是否構成搶劫罪…………(9)

結論…………………………………………………………………………………(9)

參考文獻……………………………………………………………………………(10)

致謝…………………………………………………………………………………(10)

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犯罪，歷來為我國刑法重點打擊。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見到這類案件的發生，且案情非常復雜。《刑法》第263條對此作了一個較具體的規定。但由于立法對文字簡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條不可能明確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實際情形。對于搶劫罪的許多方面，歷來多有討論，首先，在罪與非罪方面，因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偵察措施、提請逮捕、起訴等問題，因而是個首要問題。本文試選擇幾個對定罪有著重要影響且有爭議的問題加以討論，以期對實際工作有所裨益。

一、搶劫罪的概念

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和公民的人身權利。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在實施搶劫行為時，不僅造成公私財產的損失，而且可能造成人身傷亡，這既是搶劫罪區別于其他財產犯罪的重要標志，又使搶劫罪成為侵犯財產罪中的最嚴重犯罪。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和他人的人身。

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對財物的所有人、持有人或者保管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劫取財物的行為。暴力，是指對被害人的身體實行打擊或強制，使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行為。如毆打、捆綁、傷害、禁閉等。暴力行為只要足以抑制對方的反抗即可，不要求事實上抑制了對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質。脅迫，是指以當場立即使用暴力相威脅，對被害人實行精神強制，使其不敢反抗的行為。脅迫既可以是用語言脅迫，也可以通過動作、手勢進行。其特點是如不交付財物或者進行反抗，便立即實現脅迫的內容。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脅迫之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喪失反抗能力的強制方法。如用藥物麻醉、用酒灌醉、使人中毒等。

本罪犯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主觀方面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1]。搶劫的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已的搶劫行為會發生侵犯他人人身與財產的危害結果，并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其中，行為人對他人造成財產上的損害只能是希望心理，但對他人造成人身上的侵害則可能是放任。由于造成他人人身傷亡不是搶劫成立所必需的要件，所以從整體上來說，搶劫罪的故意是一種直接故意，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二、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準

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一種行為之所以成為犯罪且受到刑罰的懲罰，其根本原因是這一種行為嚴重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犯罪構成是社會危害性的外在法律體現。一般地，行為如果符合犯罪構成，那么這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就達到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這一行為就構成犯罪。但實際情形并不總是這樣簡單。犯罪構成要件只不過是從繁雜的實際犯罪情形中概括、歸納出來的，是決定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許多不為犯罪構成所包括的方面，諸如犯罪的動機、情勢的需求(如國家根據社會治安形式的變化在不同時候采取從重或從輕的刑事政策)、實際情形的變化(如投機倒把行為在計劃經濟年代與市場經濟年代罪與非罪的變化)等等方面都會影響行為在特定條件下的社會危害性。有許多行為，從犯罪構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備的，但一旦綜合考慮行為的方方面面，其社會危害性就減低而不夠刑罰標準。正是考慮到這一情形的實際存在，為了盡可能準確到做到罪刑相適應，保證刑罰預防目的的實現，《刑法》在總則第十三條賦與執法者自由酌量的權力：“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只顧及行為是否具備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不綜合考慮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現許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為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財產權的犯罪，因此《刑法》沒有象盜竊罪一樣對財物數額作出要求，而且年滿14周歲以上的公民都可成為犯罪主體。司法實踐中，對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剛滿14周歲的在校生，以輕微的暴力行為如打幾個耳光，踹幾腳，向同學索要幾元錢的行為，一律以搶劫罪刑拘、逮捕、起訴。從犯罪構成角度看，這樣的行為無疑是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對于社會危害性來講，犯罪構成是一個極抽象的概念。實際上在執法過程中，不但要分析這些特殊情況是否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還應根據一般的社會常識及公眾心理，分析這樣一些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否達到或接近搶劫罪的社會危害性。搶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類似本文列舉的這樣的行為都以搶劫罪定罪判刑，筆者以為，無論是從對青少年犯罪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這個刑事政策角度，還是從刑罰追求罪刑相適應，以期達到預防目的這個角度講，都是不妥的。而且，雖然在刑法里面，沒有對搶劫罪的財物數額作出一個下限規定，但刑法總則第九條關于罪與非罪的規定，無疑對刑法分則是有指導意義和法律束縛力的。當然，對于某些所搶財物數額雖小但手段較嚴重的行為，則是依法應予嚴懲的。搶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只有對這兩種權利的侵害程度的綜合，才能說明某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

三、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

“暴力行為”是搶劫罪最常用的手段行為方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健康權直至生命權的施加于人身的強力打擊和強制行為，還包括捆綁、強力禁閉、扭抱、毆打、傷害直至殺害等程度不同的侵犯人身的表現形式。搶劫罪的暴力行為必須是當場實施的，而且是被作為當場強行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手段行為加以實施的。這種暴力行為指向的對象，一般是財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只有向這些人施加暴力，才可能進而非法占有財物;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暴力也可能施加于在場的與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某種親密關系的人。與“財物數額不是搶劫罪成立的必備要件”這一共識相反，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于暴力行為的上下限問題，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實施搶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殺人，本文認為，如果行為人把故意殺人作為當場劫取財物的一種手段行為，則以搶劫罪而非故意殺人罪定罪判刑。對為了事后獲得被害人的財產，先將被害人殺死的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而不是搶劫罪[1]。但對于暴力程度的下限問題，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很難把握。前蘇聯、日本、北朝鮮等國都明確規定暴力行為的程度必須達到“危及被害人生命與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2]。目前我國對此法還無明文規定，筆者認為，不應規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一是搶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兩種權利的被侵害程度對于說明某一搶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義。認為財物數額可以沒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這是沒有道理的。

二是以暴力劫財的本質特征是：以暴力為手段行為，意圖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從而達到當場劫財的目的。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意圖以此暴力行為達到當場取財的目的，而且客觀上實施了暴力劫財行為，就符合搶劫的本質特征，而不問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個被害人的身體狀況都是不同的。有些時候，較重的暴力行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時候較輕的暴力卻能夠做到。如果認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謂的下限，那么，前者不成立搶劫罪而后者成立，這顯然是不附合邏輯的。

三是輕微的暴力劫財與脅迫劫財的社會危害性相當。脅迫的暴力內容，不管有多嚴重，它畢竟只是一種現實可能性，末造成實然的人身傷害結果。輕微暴力雖然程度輕微，但畢竟已造成實然的傷害結果。從這點上講，哪怕最輕微的暴力行為都要比脅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前者定性為搶劫，而后者不定為搶劫，沒有道理。

四是從實際操作情況看，如果承認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則因為xxx輕微暴力xxx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執法者理解不一，而導致執法混亂。

當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沒有下限”的時候，跟理解“財物數額沒有下限”一樣，除了考察這兩者本身，還應綜合這兩者來判斷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

四、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是否構成搶劫罪

對于脅迫的習慣理解，如暴力一樣都是一種主動的作為。但不作為同樣可以成立脅迫。實際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過不作為的脅迫當場取財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種情況：

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七篇

申訴人李xx對xx省xx二0一一年十二月六日作出的(20xx)南中法刑終字第1號刑事判決不服，現依法提出申訴。

請求事項：

1、撤銷xx(20xx)南中刑再終字第1號刑事判決第三項;

2、依法對本案之當事人xx重新改判。事實及理由：

原審判決認定申訴人之子xx等當場使用暴力并當場取得財物的特征，應定搶劫罪，顯屬事實錯誤。以致于適用法律錯誤。

申訴人認為：

一、暴力脅迫與財物的取得沒有因果關系。由于我國實行罪責自負原則，一個人只對自己的危害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承擔刑事責任，所以，查明某一危害結果與某一危害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決定行為人對該結果是否負刑事責任的客觀依據。本案的現場有三處：一處是文峰大橋不足xx0米處，二是鳳埡山往重慶公路方向的一條小路上，三是光彩市場一門市部處。搶劫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對公私財物所有人、經管者或者相關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走財物或者迫使其交出財物的行為，且暴力或脅迫必須是當場使用，才構成搶劫罪。本案前兩處現場之暴力或脅迫，三被告在主觀上并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其客觀表現為隨意毆打，尋畔滋事。第二現場尹華強脅迫胖子承認偷柴油賣了xxx0元，偷廢鐵賣了300元，后以此為動機，要胖子賠尹華強2300元。第三現場取得的財物是呂元強所有的現金，既不是董品發的財物，也不是程飛的財物，且被告也沒對呂元強實施暴力或脅迫，因此，本案所稱暴力、脅迫與財物的.取得之間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二、xx雖然直接參加了前兩處現場的行為，而沒有直接參與第三現場取得財物的行為，在共同犯罪中所處的地位、實際參加的程度，具體罪行的大小，對危害結果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較其他被告輕得多，屬從犯。根據《刑法》第27條第2款之規定，“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罪或者免除處罰。”

三、原判決沒有正確區分敲詐勒索罪和搶劫罪的界限，以致于適用法律錯誤。其區別于：

1、從威脅的內容上看，敲詐勒索罪的威脅內容廣泛，可以是以暴力相威脅，也可以是揭發隱私、毀壞財物、阻止正當權利的行使，不讓對方實現某種正當要求等相威脅。搶劫罪威脅的內容只限于暴力。從本案來看，行為人是以揭發董品發、程飛偷柴油、偷廢鐵相威脅，并非暴力。

2、從威脅的方式上看，敲詐勒索罪可以是面對被害人，也可以不是面對被害人實施，即以口頭或書面方式進行威脅。搶劫罪只能是行為人當場當面向被害人直接口頭實施，少數情況下以行動實施。從本案來看，行為人面對董品發、程飛。然而，財物并不是兩受害人交出，而是由第三人呂文強拿出，在威脅方式上除口頭送到派出所威脅外，尹華強還拿手機錄音的方式進行威脅。

3、從非法取得財物的時間上看，敲詐勒索罪可以是當場取得，也可以是限定在若干時日以內取得。搶劫罪只能是當場當時取得。從本案來看，非法取得的財物不是當場當時取得，而時相隔一段時間后從第三人呂元強處取得。

4、從要求取得的內容方面看，敲詐勒索罪主要是財物，可以是一些財產性利益。搶劫罪只以有是財物，而且只能是動產。從本案來看，要求取得的不是財物，而偷賣柴油、廢鐵的價款。且兩受害人拿出的手機和現金，行為人都沒有當場當時取得。加之，xx還善意地將自己的電話號碼告訴受害人。

綜上所述，原判決沒有正確區分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的界限，以致于適用法律錯誤;本案之暴力、威脅與財物的取得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xx屬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為此，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03條之規定，特向你院提出申訴，懇請支持申訴人之請求事項。

xx省高級人民法院

申訴人：

二Oxx年四月二十一日

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八篇

公訴機關就辯護人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提供了一份情況說明、2020年6月27日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一份元氏縣醫院的劉某某就診病歷，以上三份證據無法排除偵查機關存在非法取證行為。

1. 《情況說明》不能單獨作為證明取證過程合法的根據。

第一，根據《刑訴法解釋》第135條第三款，該《情況說明》不能單獨作為證明取證過程合法的根據。

第二，不得以偵查人員簽名并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替代偵查人員出庭。

第三，《情況說明》自話自說，無異于被告人自證無罪，證明力極低。

2. 2020年6月27日的訊問錄音錄像與被告人及辯護人申請的非法證據排除事由不具有關聯性。公訴機關無法提供其他訊問錄音錄像，和監視居住的監控錄像，不能證實監視居住居所非法取證行為合法性。

3.公訴機關提供的2020年7月22日元氏縣醫院的劉某某就診病歷，便血是刑訊逼供導致的，恰恰可以證實劉某某所提的非法證據排除線索是成立的。

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由公訴機關承擔，根據《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一條規定，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法庭駁回被告人及辯護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的理由也不能成立，證據形式合法不能否定非法取證行為，訊問筆錄有被告人的簽字確認，是一份合法有效證據的充分條件，卻是一份非法證據的必備要素。根據《刑訴法解釋》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法庭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后，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訴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排除。

總而言之，公訴機關提供的取證合法證據達不到確實、充分的標準，因此，劉某某及辯護人提出的非法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應當依法排除。

綜上所述，本案不成立惡勢力犯罪集團，劉某某不是犯罪集團的主犯。《起訴書》指控的劉某某涉嫌敲詐勒索罪、強迫交易罪均不能成立，其既沒有參與河光公司的管理，也沒有具體參與指揮實施犯罪活動。懇請合議庭，能夠不偏不倚，客觀中立，排除案外其他因素的干擾，認真審查本案的事實，正確采納證據，作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公正判決。

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九篇

案件證據分析報告

根據刑法規定，確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無外乎從犯罪構成的四個主客觀要件方面來分析，即犯罪的主體方面，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客體方面。現針對本案搶劫罪的四個構成要件對證據的要求作一個分析報告。

根據《刑法》第263條的規定，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當場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依照刑法、刑訴法以及有關司法解釋，并結合本案具體案情，認定王某、徐某搶劫罪的證據如下：

一、認定王某、徐某犯罪主體的相關證據

刑法中犯罪主體是指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實施危害行為的自然人與單位。只有行為主體具備了法定的刑事責任年齡與責任能力，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根據《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凡是年滿14周歲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故以下證據可證明本案中王某、徐某的犯罪主體資格:

(一)王某、徐某的居民身份證;

(二)王某、徐某的戶口簿或戶口底卡檔案;

(三)王某、徐某的醫院出生證明;

(四)入學、入伍等登記中及個人履歷表中有關年齡證明;

(五)出生地同一區域鄰居中同年、月、日出生者的父母或其他親友證詞;

(六)王某、徐某的供述及其親屬證詞;

在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上述證據過程中，由于實踐中經常發生犯罪嫌疑人或其親友通過涂改犯罪嫌疑人年齡的方法逃避刑罰的情況。對犯罪嫌疑人邊緣年齡的查證，僅依據身份證和戶籍材料是不能完全認定其犯罪主體資格的，故應取得上述證據中的第(三)、(四)、(五)項，以形成一證據鏈條，互相印證。

通過對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能夠證明本案被告人王某今年26歲，被告人徐某今年39歲，在犯罪時均已滿14周歲，具備《刑法》規定的搶劫罪所要求的責任年齡、刑事責任能力，故兩被告人均為適格的犯罪主體。

二、搶劫罪主觀方面的相關證據

犯罪主觀方面是指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及其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持的故意或過失的主觀心理態度。

在主觀方面，搶劫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故意的內容必須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 關于認定本案兩被告王某、徐某搶劫罪主觀故意的證據有：

(一)證明王某、徐某搶劫罪主觀故意的直接證據為兩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各被告共同實施犯罪進行了計劃分工并且各人分別實施了相應的具體犯罪行為。

首先王某提出，尋找一個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飯店，到深夜時搶劫“小姐”和飯店老板，并商定由先王某一人事先嫖宿在飯店內，到深夜時分另給徐某、李某發短信，并打開屋門讓兩人進屋，3人共同實施搶劫。 選定目標后，王某入住飯店，并給另外兩被告發短信，3人到王某嫖宿的房間，由徐某持一把刀看住阿芳，王某、李某兩人則來到飯店老板孫某夫婦的房間，由王某把刀架在孫某的脖子上威逼其拿錢。

2、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明被告人實施作案有動機、目的。

即三個覺得打工掙錢太少，手頭拮據，于是想找一個省力又掙錢快的門路，由此想到劫取飯店以獲取錢財。并且被告均認識到劫取錢財會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失，并且在壓制其反抗的過程中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但為了非法獲得錢財的目的，仍然希望這種結果發生，這就具有搶劫罪的主觀故意。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明各被告人對共同實施搶劫行為事先進行了商量，并且達成了共識。

王某提出，尋找一個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飯店，到深夜時搶劫“小姐”和飯店老板，徐某和李某均欣然同意，并且共同商量了具體的實施方案。

4、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明各被告傷害被害人的時間是在搶劫行為當時，其目的是為搶劫排除障礙，而不是為搶劫完成后而實施傷害行為。此證據可證明行為人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實施壓制被害人反抗的行為，符合搶劫罪的主觀要件。

(二)在以上所述直接證據的基礎上，、以下間接證據可進一步印證各被告的主觀故意。

1、被害人陳述、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

2、事先踩點場所的現場證據即現場勘查筆錄、證人證言、辨認筆錄，證明被告人已按計劃的內容準備工具、踩點，、印證其主觀故意的心理態度。

3、提取的物證：西瓜刀、手機，能證明被告人在預謀時主觀上就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準備，以及積極按照事先預謀實施搶劫行為。

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

(一)作為自然人，被告人王某、徐某主觀上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希望該結果的發生。

(二)對于共同搶劫犯罪，作為共同犯罪參與者，各被告人在主觀上都明知自己的行為是在共同犯意支配下實施的共同犯罪行為的組成部分。

三、各被告犯罪客觀方面的相關證據。

犯罪的客觀方面，是犯罪活動的客觀外在的表現，具體說明某種犯罪是通過什么樣的行為，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即犯罪客體進行了侵犯，以及這種侵犯造成了什么樣的后果的事實特征。

在客觀方面，搶劫犯罪的行為人必須具有對公私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護者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對人身實施強制的方法，立即搶走財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財物的行為。這種當場對被害人身體實施強制的犯罪手段，是搶劫犯罪的本質特征，也是它區別于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最顯著特點。⑦

證明本案被告搶劫犯罪客觀方面的證據有：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證明預謀中及在具體實施犯罪過程中使用暴力方法排除被害人反抗進行搶劫，被告人徐某持西瓜刀壓制被害人阿芳，王某則使用西瓜刀這一作案工具架在孫某的脖子上威逼其交出財物，并在孫某的右手臂上狠狠地戳了一刀，以此威脅其拿錢，后孫某的妻子劉某在李某的威逼下告訴兩人的錢在抽屜里。

(二)被害人、現場目擊證人、旅社其他服務員的證言。證明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暴力、威脅的手段壓制被害人反抗而強行劫取財物。

(三)案發現場或從各被告人身上或指認處提取的物證：西瓜刀、手機作案工具，以及搜查筆錄、辨認筆錄。

(四)鑒定結論。物證及其附著物上的血型鑒定、指紋鑒定、DNA鑒定、藥物鑒定。

(五)作案工具等物證來源的相關證據：

1、同案犯的言詞證據;

2、證人或同案犯與本案各被告人的相互辨認筆錄;

3、鑒定結論，從來源處提取的同類物及物證所作的同一鑒定。

(六)搶劫現場勘查筆錄及照片。

(七)書證：傷情檢驗，證明被害人的傷害部位、傷口特征與各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所證明的被告人在犯罪過程中的行為及所使用的兇器能否對應。

(八)書證：醫院病歷資料，證明傷情檢驗結論的科學性。

(九)住宿登記的筆跡鑒定。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可以相互印證證明：

(一)各被告人使用了傷害他人的暴力方法相威脅;

(二)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指向的直接對象是被害人本身，而非直接指向被害人的財物;

(三)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和當場取得財物。

四、關于犯罪客體方面的證據要求

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⑧

搶劫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其行為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同時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往往造成人身傷亡。侵犯復雜客體，是搶劫罪區別于其他侵犯財產罪或者一般的侵犯人身權利罪的主要標志。

證明本案被告人實施搶劫犯罪客體方面的證據主要有：

(一)被害人的人身權利

1、戶籍證明、身份證;

2、物證，提取的被害人隨身攜帶的物品及其提取筆錄;

3、書證，被害人的傷情鑒定;

(二)被害人的財產權利

1、目擊證人的證言

2、被害人陳述

3、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

4、書證，勘驗筆錄

5、物證，現場照片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侵犯了雙重客體，即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

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十篇

人民檢察院搶劫罪公訴意見書

被告人×××

案由×××

起訴書號×××

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根據《xxx

……(結合案情重點闡述以下問題

一、根據法庭調查的情況，概述法庭質證的情況、各證據的證明作用，并運用各證據之間的邏輯關系證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二、根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論證應適用的法律條款并提出定罪及從重、從輕、減輕處罰等意見。

三、根據庭審情況，在揭露被告人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基礎上，作必要的法制宣傳和教育工作。

綜上所述，起訴書認定本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認定被告人有罪，并應(從重，從輕，減輕)處罰。

公訴人：

××××年××月××日

搶劫罪法庭教育范文 第十一篇

1.本案成立XX罪，系單位犯罪，甲作為單位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應承擔XX罪的刑事責任。

2.本案中，甲成立搶劫罪，系入戶搶劫，同時系搶劫致人死亡，具有兩個法定的加重處罰情節。

3.根據刑法的有關理論學說，在具體的/抽象的事實認識錯誤的情況下，應當以法定符合說作為解決方案，其理論內涵是：只要是同一種法益，即成立犯罪既遂。據此，本案中的甲成立故意殺人罪既遂。

4.不要總說“甲構成XX罪”，這樣太單一、太單調了。可以變換如下寫法：

（1）甲的行為符合XX罪的構成要件；

（2）甲的行為觸犯了XX罪；

（3）對甲的行為應認定為XX罪；

（4）甲的行為最終構成XX罪。

5.如果想答自首、立功，一定要說“甲成立XX罪的自首”或者“甲就XX罪成立立功”。單純說“甲成立自首、甲成立立功”，是不會得分的。

6.只要是共同犯罪，就必須要答出是什么共犯人。常見的寫法是：

（1）甲是盜竊罪的幫助犯，系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2）乙是搶劫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系主犯，應當對該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

7.無罪的正確表述應該是：

（1）甲的行為無罪；

（2）對甲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千萬不要寫成“對甲應當免除處罰”。后者的意思是“甲有罪，只不過無須處罰而已”。

8.根據《刑法》第XX條的規定，……。本案中，……，故甲的行為成立/不成立……。

9.甲成立搶劫罪，系搶劫致人死亡，即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法定刑升格條件之一。

10.本案中，甲雖然只實施了一個行為，但由于該行為同時觸犯了XX罪和XXX罪，系上述兩個罪名的想象競合犯，故對甲應擇一重罪論處。

11.在違法性層面，甲和乙成立XX罪的共同犯罪。但在有責性層面，由于甲只有15周歲，故其無須承擔XX罪的刑事責任，乙獨自承擔該罪名的刑事責任。

12.財產性利益可以成為搶劫罪/盜竊罪的對象。據此，本案中甲的行為成立搶劫罪/盜竊罪。

13.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系有責性阻卻事由。據此，本案中甲的在殺人后請求鄰居乙為自己作偽證的行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該行為不成立妨害作證罪。

14.特殊正當防衛是正當防衛的一種表現形式，系違法性阻卻事由。據此，本案中的甲成立特殊正當防衛，無罪。

15.甲的……行為構成……罪。注意：不要直接寫“甲構成……罪”。

16.甲和乙成立/構成……罪的共同犯罪。注意：不要直接寫“甲和乙構成共同犯罪”。

17.根據《刑法》第XX條的規定，……。本案中，甲的……行為符合上述《刑法》第XX條的構成要件，故甲成立/構成……罪。注意：上述寫法其實就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三段論寫法。一定要出現“本案中”三個字，這是在法律規定與案件事實之間進行穿插的連接詞，切忌只是籠統的介紹法條規定或者只是評論案件事實，一定要將二者結合貫穿起來。

18.首先，……；其次，……；再次，……；最后，……。

首先，……；其次，……；最后，……。

第一，……；第二，……；第三，……。

一、……（一），……；1、……；（1）……；①……。

19.根據刑法的相關理論/有關學說，……。

20.甲的行為理當成立……，但由于……，故甲無法/不能成立……。

21.在違法性層面，甲的行為……在有責性層面，甲的行為……。注意：類似的寫法還有很多，這種寫法的好處是比較對稱工整，顯得很有力量。

22.針對這一問題，存在如下兩種不同觀點的對立：觀點一認為，……，理由在于：……；觀點二認為，……，理由在于：……。

23.只有在具備……的前提下，才能……。具體到本案，……，故……。

24.甲的行為成立A罪和B罪的數罪并罰/對甲的的行為，應當以A罪和B罪實行數罪并罰。注意：不要直接寫“對甲數罪并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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